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个隐含的悖论

作为当代最不遗余力地捍卫康德自主性观念遗产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始终不渝地维护康德自主性观念为启蒙运动至今的连续理想。交往理性方案正是哈贝马斯试图替代康德实践理性方案、以推进康德自主性事业的根本成果。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替代康德的实践理性,其用意在于消除后者的独白化性质。但是,为了达成该目标,哈贝马斯不得不抛弃实践理性本质上葆有的独立目的规定;此举所导致的结果是,交往理性最终无法充分承载康德的自主性观念。这一状况显示出,在对康德自主性遗产的改造中,哈贝马斯面临了一个介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悖论性难题。     

法庭审判中的非合作对话博弈

对话有合作型的,也有非合作型的。法庭审判遇到的非合作型对话,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在诉辩交易中使用威胁的策略,称为威胁型对话博弈;另一种是在对某些类型的证人（例如伪证证人、对方证人）进行询问时,这些证人使用故意拖延的策略,可称为拖延型对话博弈。两种对话表现不同,但都以非合作的方式进行,值得从对话逻辑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

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可以粗略地概括为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类”与“共同体”向自然的扩展。其理论论证的逻辑起点可分从自然出发和从人的规定出发两大类型,在西方有其思想和观念基础,但从理论和逻辑论证来看,还存在根本性的问题。系统、深入地总结、反思环境（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方法、思想基础与论证逻辑,对更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康德哲学对王国维治学中精神取向的影响

考察康德哲学对王国维思想的影响,揭示王国维思想中呈现出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以求了解和把握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追求.     

唐代因明与佛学论证研究70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陆汉地因明研究的总结,从历时性来看,是由因明教学式研究发展到因明的义理研究,前者是为培养因明人才的因明教学成果,后者是对于汉传因明文本所做的逻辑研究。从来源看,汉传因明研究的三大主流为：接续民国时期逻辑式因明研究而展开的研究、基于汉语语系下的藏传因明研究和日本因明研究。未来汉传因明研究除需要在汉语、梵文、藏文、日文等多语种下展开外,如何以“诸子集成”的方式研究唐代因明集释及唐代学者佛学注疏中的佛学论证研究,是一个亟待开展的重大选题。唐代因明集释应以《因明正理门论》为原典,选取《因明入正理论》和唐代学者的因明成果,借助于“扎根理论”方法做文本田野工作;唐代佛学论证研究则要在鉴别非因明文本基础上,对唐代佛学著作做因明分析。      

从合一到分离：康有为政教思想的嬗变

近代中国的羸弱,使康有为提出重估和重构“孔教”以拯救时弊的思想主张。康有为对“孔教”必要性和优越性的强调,虽然是一以贯之的,但他对“孔教”的具体定位,则是随时势及自身思想迁移而不断转变的。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康有为从戊戌前到戊戌后对政教关系的差异化设定,进而为救亡寻求有效的推进模式、为“孔教”寻求适宜的合法性支持。     

现代化之旅的传统文化反思

文化研究热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以后,迄今20余年,可谓波澜壮阔,高潮不断,热点常新.其间,直接的、常盛不衰的动力,是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烈期盼,而其核心论题,则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讨.     

惩罚的正义——在惩罚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

在人类已有的社会实践中,惩罚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当前,围绕惩罚问题的争论也越来越多,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惩罚的正义与否的问题上。对惩罚正义问题的回答一般有两种理论：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本文通过对康德式惩罚主义和边沁密尔式功利主义这两种理论传统意蕴以及它们紧张关系的揭示,来展现绝对的惩罚主义和完全的功利主义都不是保证惩罚正义的合适方案。本文最后旨在指出,惩罚的正义必须形成一种建基于多元的现实之上的多元的理论,从而达到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一种平衡。     

从“合作制”到“合作社”——浅探列宁著作《O koonepa д uu》在中译上的改动及其相应的中国经济背景

本文主要是根据列宁在晚年口述留下的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尤其在经济政策上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到"过渡时期"有了根本转变的文章<О Кооперацчч>在中文翻译上所出现的变动("合作制"变成"合作社"),通过以文本中不变的核心主旨为出发点和参照物,分析翻译上的变动所带来的种种内容差异和内涵侧重,从而进一步比较探索翻译改变背后所依据的中国经济社会变化之背景.